司法工作既会受制于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程度，也会被当地风俗传统所影响，在全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下，单纯用指标来排名全国各地法院工作状况不符合推进严格司法的理念要求。
因此，宪法上的婚姻权作为一种比较典型的法律上形成的基本权利，与之有关的立法也就在性质上呈现出不同的属性，既可能是为规范婚姻关系进行的保护性立法，也可能是为其他目的从外部对权利的行使作出干预。在这个意义上讲，强制婚检规定存废与否，可能引发对国家保护义务履行是否充分的新争议。
首先，《宪法》第49条第1款继续将婚姻受国家保护与家庭母亲儿童受国家保护并列，从价值层面肯定了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四者之间的内在统一性，从规范层面确立了婚姻基本权利保护中国家建构的正当性：国家通过对婚姻的塑造强化对家庭、母亲和儿童的保护，家庭、母亲和儿童的国家保护也因此纳入婚姻基本权利的保护范围。该学者认为，疾病婚无效规定的立法目的在《婚姻法》中没有明示，所以只能从《母婴保健法》中推知一二。只是这种发展意味着什么，学界对此问题有不同的解读。然而，《民法典》虽然不再将疾病作为婚姻缔结的法定障碍，但并没有对《婚姻法》疾病婚禁止规定的合宪与否作出判定。可见，强制婚检制度在性质上是贯彻落实《婚姻法》禁止疾病婚规定的一种预防性措施，目的是有效防止违反婚姻法的行为的出现。
例如，强制婚检的规制目的在于保障母亲和婴儿健康，《母婴保健法》据此设定婚前检查的疾病仅限于（一）严重遗传性疾病。根据民法典精神，从私法角度对婚检的强制属性作出解释，统筹协调相关民事法律规则，应是强制婚检制度的改革方向。保障律师做什么?保障律师依法执业。
这话一点没错，但这种对抗应是一种平等、理性、客观的对抗。刘桂明导语：在法治中国的大背景下，最高检察院又亮出了新招。可以说，这个《规定》的出台，既是平等武装程序价值的体现，也是控辩平衡诉讼架构的实现，更是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兑现。学术上称之为私权力，而将国家享有的权利叫做公权力，其中司法机关享有的公权力称为司法权。
既是对手，就有对抗，更有对话。尽管离最终实现目标还有很长的距离，尽管这些规定还比较粗糙，尽管这还只是权宜之计，但勇敢地走出了第一步，就是在进步。
作为私权力的代言人，律师将法律作为惟一的依据，而法律不仅仅是为某一个当事人服务的，它还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几个人的权利保障，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没有对手的胜利，胜之不快。在这些规定中，我们高兴而欣慰地看到检察机关正以尊重、理解、保护对手的健康心态和实际行动来保障律师依法执业，我们更高兴而惊讶地看到了检察机关的自我加压与理性观念的提升。其实，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似乎听到的表述更多的是，律师与检察官就是对抗。
为了实现其社会功能和使命，就需要赋予律师必要的执业权利，从而平衡社会利益，有效对抗公权力，调解权力或权利冲突，稳定社会系数。换句话说，只有依法执业，才能得到合法保障，才能维护基本人权与司法公正。没有优秀对手的胜利，胜之不胜。这一招不仅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与好评，更重要的是让中国27万律师兴奋而欣慰，欣慰而钦佩，钦佩而感动。
这是最高检察院继2004年2月10日发布《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与2006年2月23日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权利保障工作的通知》之后，发布的更加重要的文件。然而，律师执业权利的启动具有很强很明显的被动性。
为此，我还翻出了自己十年前的一篇旧文。非常遗憾的是，我国关于律师执业权利的法律法规均散见于律师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中，以及民法等实体法中，因而极不系统，在立法结构上极不规范。
律师不仅要对委托人负责，而且要对国家和社会负责。所以，律师执业权利不具备滥用的基础。对于饱受磨难的刑辩律师来说，无疑是举双手欢迎的。无论是旧文还是今天转发《规定》，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最高检察院最近邀请全国与地方律师协会会长访问座谈及此次发布《规定》而点赞飘扬。敬爱的检察官，与你的对手——律师，平等地对抗，平等地对话，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成长，也许正是您人生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此次最高检察机关的决心和行动，我们可以说，已经看到了这个美好的未来。
当然，我们看到《规定》对我们律师提出的新要求。不知检察官们以为然否? 【注】本文系作者对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4年2月10日颁行的《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的评论 进入专题： 检察官 律师 。
《规定》对我们律师来说，就是依法执业。律师怎么办?律师必须依法执业。
在这些法律法规中，严重缺乏律师的社会功能与国家的关系、律师在司法体制中地位的规定，导致律师的执业权利容易被国家权力机关忽视。所以说，律师职业具有两重性：一是私人的服务利益，二是公共利益的维系者。
而司法机关就认为律师碍手碍脚、律师总是跟我们作对。其执业行为受到来自立法机关、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律师行业管理组织及律师事务所及委托人的监督，受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在什么时候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在刑事诉讼中的全部过程中在这个《规定》中，我们看到，对律师的会见权有了具体的有关程序、时间乃至内容的规定，对于律师的阅卷权也有了实在的有关方式、日期和范围的规定，对于律师的取证权则有了有效的如何申请收集、怎样调取证据的规定。
所以，近年来，律师刑事辩护参与率逐步下降，很多律师害怕乃至放弃了刑辩业务。所以，律师执业权利不具备滥用的基础。
据不完全统计，自1995年至2002年间，律师被侵犯执业权利案件247件中，司法机关侵权的案件有172件，占69．6％。然而，律师执业权利的启动具有很强很明显的被动性。
作为私权力的代言人，律师将法律作为惟一的依据，而法律不仅仅是为某一个当事人服务的，它还是为整个社会服务的，它所追求的不是几个人的权利保障，而是整个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没有平等对手的胜利，胜之不武。
既是对手，就有对抗，更有对话。创设律师制度的初衷就是使公民能够通过律师的执业活动来防止和约束公共权力的滥用，实现权力的制衡。当然，我们看到《规定》对我们律师提出的新要求。可以说，这个《规定》的出台，既是平等武装程序价值的体现，也是控辩平衡诉讼架构的实现，更是公平正义司法理念的兑现。
历史上律师业比较发达的英美法系国家，以及当代的西方国家都在立法中赋予了律师在国际上通行的正当而充分的执业权利，以提高律师社会交涉力。对手既是自己不断超越的目标，更是成就自己事业的不可或缺的基石。
我们知道，我国律师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因而缺乏本土文化的基础，社会各界对律师的功能和作用缺乏认识。对于饱受磨难的刑辩律师来说，无疑是举双手欢迎的。
律师是基于保护基本人权的目的而产生的，并以此作为终生追求的使命。敬爱的检察官，与你的对手——律师，平等地对抗，平等地对话，共同的追求，共同的成长，也许正是您人生与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